记周培源先生

季羡林

如果论资排辈,周培源先生应该算是我的老师。说话为什么这样绕弯子呢?原因是,我于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,当时周先生是清华教授。但是,我学的是西洋文学系,而周先生则是物理教授,并无任何接触。只是有时在校园中林荫路上看到周先生伉俪走过而已。当时教授在社会上地位极高,待遇优厚,而且进可以官,退可以学。在我们青年学生眼中,望之如神仙中人。

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,清华理科归入北大,周先生自国外归来,参加了北大的工作。间有机会同他一起开会。但仍然由于行当不同,而从无过从。我对周先生的了解同二十多年以前相比,增加得微乎其微。不过,从他的言谈举止中,从别人对他的评论中,我渐渐发现,周先生其实是一个很有个性,很有骨气,很有正义感,能明辨大是大非的人,一个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的人。

我真正认识周先生是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情况下,是在十年浩劫中。浩劫开始时一阵混乱过后,群众组织逐渐合并成两大派,这与全国形势是完全相适应的。两大派一个叫所谓天派,一个叫所谓地派。北大的两大派的名称是新北大公社(天)和井冈山(地)。从整个运动过程来看,这两大派都搞打砸抢,都乱抓无辜,都压迫真正的群众,真正是难兄难弟,枣木球一对,无法评论其是非优劣。但是从北大的具体情况来看,领导新北大公社的是那一位臭名昭著的老佛爷,打出江青的旗号,横行霸道,炙手可热。她掌握了全校的行政财政大权,迫害异己。我与此人打过多年交道,深知她不学无术,语无伦次,然而却心狠手辣,想要反对她,需要有一点牺牲精神。

我在运动初期不可避免地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。经过了一阵阵的惊涛骇浪,算是平安地过了关。虽然仍然被工作组划在临界线上,但究竟属于人民内部,满可以逍遥自在了。

但我是一个颇爱打点抱不平的人;虽然做不到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的程度,有时候也抑制不住自己,惹点小乱子。对于这一位老佛爷的所做所为,我觉得它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其实我也并不真懂什么是革命路线。我只觉得她对群众的态度不对头。于是我便有点蠢蠢欲动了。

出乎我的意料,又似乎是在意料之内,周培源先生也挺身而出,而且干脆参加了反老佛爷的组织,并且成为领导成员。在这期间,我一次也没有在私下见过周先生。他为什么这样做,我毫无所知。只记得北大两大派在大饭厅(今天的大讲堂)中举行过一次公开的辩论,两派的领导都坐在讲台上。周先生也俨然坐在那里,而且还发了言。他的岁数最大,地位最高,以一个白发盈颠的老人,同一群后生坐在一起,颇有点滑稽。然而我心里却是充满了敬意的:周先生的一身正气在这里流露得淋漓尽致。后来,老佛爷大概对周先生这样一位有威望的教授起来反对自己极为不安。于是唆使亲信对周先生大肆攻击。十年浩劫中对立派之间罗织罪名,耍弄刀笔,达到了惊人的程度,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。老佛爷对周先生当然更是施出了全身解数,诬陷污蔑。我得知,周先生参加的组织竟也为周先生立了专案组,调查他的一生行动。我当时真感到心里不是滋味。此事周先生恐怕至今也不知道。我在这里不想责怪任何人。大家都是在形势所迫下进行思考,进行活动的。

我呢,我也上了牛劲,终于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考虑与观察,抱着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决心,自己跳了出来,也参加了那个反老佛爷的组织。这一跳不打紧,一跳就跳进了牛棚,几乎把老命给赔上。

有一天,我奉到牢头禁子(官名叫监改人员)之命,不要我出去参加劳动,要我在棚里等候批斗,不是主角,是陪斗,等于旧社会的陪绑,是一种十分残酷的刑罚。对于被批斗,尽管我已是老手,什么呼口号,喊打倒,发言批判,满嘴捏造,我能够坐在喷气式上置若罔闻;但是,坐喷气式,挨耳光,拳打脚踢,有时被打得鼻青脸肿,有人往脸上唾而又唾面自干,我却还真有点不寒而栗。当牢头禁子,带着满嘴的国骂向我下达命令时,我心里真有点哆嗦。我已失去一切自由,连活着的自由在内,我只有低头应命,如坐针毡似地等在牛棚里。

 

但是,一直到中午,也没有人来押解我。后来,有的难友悄悄告诉我说,老佛爷夜里抄了周先生的家 尽管周先生是中央明令要保护的人,老佛爷也胆敢违抗 ,周先生大概事前得到消息,躲到什么地方去了,没有被住。老佛爷的如意算盘是,揪住以后,大规模批斗,知道我同周先生的关系,才让我陪斗。我真有点后怕,如果当时周先生真被住,批斗起来,其声势之猛烈,概可想见了。在当天下午被押解着出来劳动时,我看到地上、墙上写满了打倒猪配猿一类的口号,想见老佛爷等辈咬牙切齿之状。

浩劫的风暴逐渐平静。我听说,中央某一个领导人向周先生提了意见,周先生在某一个场合做了点自我批评。这可能只是传闻,确否我不敢说。至于我,没有什么人提出意见,我不想在这方面做什么检查。我一生做的事自己满意的不多。我拼着老命反老佛爷一事,是我最满意的事情之一,它证明我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,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。

风暴过后,我同周先生的接触多了。我们从来没谈过我上面说的那些事情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!但是,周先生的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的风范却日益引起我的敬佩,是我一生学习的好榜样。

前两年,周先生曾重病过一次。然而却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,又忙忙碌碌地从事各种活动了。我现在借用冯友兰先生的两句话来为周培源先生祝愿:何止于米,相期以茶!


备注:本文作者季羡林先生是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,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。